大咖视频访谈系列| 梁碧波:中国纪录片是国际传播的“旗舰”
发布时间:2021-12-23
摘要: 今年纪录单元工作委员会特设了大咖访谈的活动板块,旨在让大家更近距离地了解评审专家们的宝贵经验和想法。本次活动邀请了评审梁碧波导演进行访问,欢迎观看、阅读。 作为纪录

  今年纪录单元工作委员会特设了大咖访谈的活动板块,旨在让大家更近距离地了解评审专家们的宝贵经验和想法。本次活动邀请了评审梁碧波导演进行访问,欢迎观看、阅读。

  作为纪录片导演的梁碧波先生,同时也是业内知名的高级记者、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生导师、浙江传媒学院教授,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第一届开始就担任评审专家,这一次他在“跨界融合、国际传播“的主题下,继续参与了本届优秀纪录片的评选与推荐。

  他曾经多次担任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,也获了多项大奖。时至今日,纪录片行业已迎来蓬勃发展,中国的创作者也在国际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,连续多次担任纪录单元评委也让他感慨颇多。

  谈及“国际传播”,梁碧波先生对中国纪录片寄予厚望,认为它是“旗舰”,相比其他传播方式,纪录片能够巧妙地、真实地走进外国观众的心里。

  “好看”、“深刻”,是梁碧波先生对于优秀纪录片的标准。同时,他认为纪录片的“价值观”至关重要,其社会职责、存在意义就是正向引领主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。

  采访中,梁碧波先生讲述了他与电影节的故事,也重申了纪录片的意义与内涵。下面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与梁碧波先生的访谈,欢迎观看、阅读。

  纪录单元:在今年北影节纪录单元的所有作品中,如果推荐给普通观众去观看的话,包括国内、国外的影片,您会推荐哪一部?

  好多好多次,我们遇到媒体的时候老说一句话,“很难做出选择”。其实这就是客气,好些时候都是客气,但今年这回我真感觉是当真的,真是“很难做出选择”。因为有相当相当多的好片子,明显感觉好,而且尤其是国内的片子明显得好,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。不管是独立影片还是媒体纪录片,在品质上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了。

  比如说今年我看到比较好的片子,我现在不看那个名单,这样随口一说,《六人》就很不错。它以泰坦尼克上面的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,一路讲下去,却远远不止讲这六个人的命运,而是以此出发讲述当时美国、加拿大排华整个过程,其中包括中国人的奋斗与牺牲。相当的感人,这个片子我觉得品质也非常高。

  还有一个片子叫《落地生根》,讲的是在云南一个山区里边的脱贫攻坚的故事,这个片子的品质这么讲,从头到尾我感觉都是“智慧”。我看了两遍,真觉得好,觉得它从导演到剪辑、摄影各个工种都做到了一流。

  另外,《我是》是聚焦“”话题的,大家都知道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的一个地方。这个片子它记录了兰州某处的与摊贩之间的博弈与互相理解的故事,非常深刻。影片对这个社会的洞悉,我觉得也很到位。

  在媒体纪录片方面,《中国减贫密码》我觉得做得出彩,它是以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小故事,把中国怎么样脱贫攻坚,怎么样带领人民从贫困当中走出来讲得不错。我觉得这个片子就很优秀。很多了,很多!像这种片子都很好,真是很难做出选择。

  “好看”是前提,这个片子要让观众愿意看下去。我就以朴素的好奇心,以朴素的观影心态来看,觉得它特别好看,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。

  第二个标准就是“深刻”。这个深刻是对社会、对人的独特观察与独特表达,这点也很关键。他/她是否看得深,看得高远?他/她的站位是否高?他/她的视野是否广阔?他/她的思想深度是否达到了能够洞悉社会、洞悉人性的这个深度?如果这些回答都是肯定的话,那它绝对是一个好片子。

  基本上就是以这两条,“好看”与“深刻”。在“深刻”里,还有一个要求,就是有正确的价值观。咱们看各类的影视节目和影片的时候,它们承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:新闻是传递信息的;剧情片是给观众圆梦的;综艺是娱乐大众的……

  而纪录片的社会职责、存在意义就是引领主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,所以纪录片的价值观是否正确,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儿。它不仅仅是咱们中国人的价值观,而且也是人类共同的正能量的价值观。“深刻”的前提就是“价值观”要正确。

  纪录单元:现在,大家都关注主流媒体的“外宣”情况。您觉得,在国际传播中,中国纪录片表达中国文化,会起到哪些作用?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努力?

  咱们可以比较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,报纸、杂志、图书,还有剧情片、综艺、电视剧等等,其实基本上都面临“出不去”的难题,或者说出去的效果不尽如人意。而真正能够进入国外主流媒体,而以此达到千家万户,影响他们的主流社会的,到目前为止,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纪录片。

  所以纪录片在对外塑造国际形象、对外传播这方面,它应该是“旗舰”的作用。近年来,中国一直致力于对外宣传、塑造中国正向形象,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,逐渐有不少的好片子走了出去。

  此外,我们还请了好多国外电影摄制者到中国来拍片子,到他们的媒体里边播,总体而言是非常有益的。但更主要的是我们国内的媒体生产的纪录片到国外去发行,去影响他们,像刚才我提到的《中国减贫密码》,这个片子就很用心,它实实在在地讲一个又一个的脱贫故事,很朴实,很老实,不下结论,把“结论”留给观众去看。《落地生根》也是如此,它彻彻底底地用纪录片的手法,观察、记录,不主动干涉,在旁边拍下来这个村子的人是如何修路的,怎么样搬到了集中居住区,又怎么样克服困难种植低杆作物等等。这种实实在在的镜头与画面,国外的观众看完也会觉得非常“真实”。

  对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的作用方面,我想有这么几个观点,特别想表达:第一,它是旗舰,非常非常重要;第二,直接用电影的方式,就会客观真实地表现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、我们中国人的奋斗与追求,最终的效果往往会更好;第三,我们不要“跳起来喊”,这种情况常常发生,对外宣称“我很厉害”“我很强大”等等,秀肌肉的方式很容易引发其他人的反感,也并不合适。总而言之,尽量“客观真实”地告诉国外的观众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追求就好,“跳起来喊”会让对外传播更加麻烦。

  梁碧波:是的。我们在“内宣”的时候,常常用“跳起来喊”这种方法,因为更容易获得多方的认可。一部影片的风格和质量,一方面取决于导演,还有很大一方面取决于审片人。

  梁碧波:对,实际上是综合的原因造成的。我尤其是希望相关的主管部门能够多多了解国外的传播机制。

  另外,我还想表达一个观点,大家常说外宣,那么这个“外”究竟指的什么地方的“外”?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,这个“外”其实是千差万别的,大的比如说北美是一大块;欧洲是一大块,欧洲又分东部和西部和南部,欧洲的西部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块,欧洲的东部又跟西部不太一样,南部巴尔干半岛这边也有其特点;阿拉伯那些穿袍子的国家是不一样的;南亚也是不一样的;南美也不一样……

  所以,我认为“外宣”不能笼统地视作一个整体,而要有的放矢、因地制宜,极具针对性地传播、宣传。从世界文明的发展来看,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圈、文明圈,他们都有各自习惯的传播方式。仅仅为影片添加上英文字幕,或许称不上是有效的“对外宣传”,因为看不懂英文的国家还有很多呢!因此,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,应该是针对不同文化圈的,最好能精准到国家,这两者兼而有之就更好了。

  纪录单元:您其实之前参加了的各种各样的电影节,也当了好多年的评委,您在参加电影节以及评审的过程中,您觉得有哪些收获,或者遗憾吗?

  梁碧波:当国际电影节的国际评委是一个非常好的、很体面的学习过程。实际上是“学习”,五个人一个小组,天天看电影,看完了还讨论,最后还要评出来,评的时候还要说个一二三,为什么评它等等。在这个过程当中,实际上就是一个五人的学习小组,连续十天或者半个月的学习,我很有幸经历了好多好多次,我觉得很长知识,长本事,开眼界,而且还很体面。

  一般情况下,一个电影节的评委通常的组成都是:他们所在国家有一个,欧洲有一个,美国有一个,还有一个评论家,他最后英文的评语写得好,反正都是牛人。这一帮牛人天天集中在一起看片子,互相之间去学习。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,在这种交流过程当中,我可以获得好多知识,尤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就会更多。

  我印象比较深的,比如说评一个片子,有一个镜头就是一条伸向远方的路,旁边有一个房子,房子旁边那个门口有一个工人在做陶艺。现场,有一个法国的评委就说,怎么老出这条路呢?我说这个,我就看得明白,因为在东方人眼里这个路它就是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联系,它就是联系国内外,这个片子我记得是土耳其的,所以它是完全东方文化的表达。类似这种事情还挺多的,不同的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种交流碰撞,简而言之,当国际评委是一次体面的学习过程。

  梁碧波:对,还会吵起来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彼得堡电影节的时候,就跟那个美国评委吵,吵得很厉害,我就觉得那个片子好,他觉得那个片子不好,到最后不是要投票吗?五个人里面,三个人投票,这个片子就能上。我把手举起来,他冲过来把我手拉下来。我说凭什么,我觉得这个好,他说你要投了这个票,以后你别到美国来了,是真跟我吵,非常激烈。

  不同文化对相同的片子、相同的情节的判断,真的是不一样,我体会很深,不是我们觉得好,他们就会觉得好,而他们会以一个很“奇怪”的角度来理解。

  梁碧波:我记得还有一回,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,那一回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。有一部印度片子《我出生在德里》,他就讲两个印度农村的小姑娘来到城里边打工这个故事。整个场景就在一个房间,全片100分钟,所有的场景就在这个屋子里边,前一分钟的时候,我该觉得该转场了,没转,到第六分钟还没转,我觉得这个片子不怎么样,到第八分钟的时候,我就一下恍然大悟,我觉得这个片子太棒了!就是那样,两个姑娘来到德里这个城市里边,就不断地给外边打电话,找工作,找朋友,找亲戚,它所有的剧情都是通过跟外边打电话来推进的。我觉得这种方式很“巧妙”,你会感觉那个屋子像一个舞台,大家就在这个舞台里面“表演”。

  后来,整个剧情发展到她们结婚生子,老公又跑了,这部片子拍了很长的时间。当时观看的时候,我就觉得拍的真不错。在评委席上评论的时候,我就说这个题材非常好,从农村来到城市,在我们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,展现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

  英国评委就说了一句,他说我觉得她们是对自由的追求。我说你会这么看?他说当然,她们从农村里边挣脱土地对肉体和心灵的束缚,来到大城市,这是她们一次对自由的追求;她们想独立,想找到工作是对自由的一种追求;后来她们想找到男朋友找到老公,那么这也是她们想去追求自己人格独立、自己生命独立的一种追求,但是她们自己没有任何的本钱,她们只好用自己的身体去获取这些事儿。

  他看的那个角度,他是从对自由的追求方面理解的;而我看的角度就是,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,这两者就很不一样。当时我觉得那个哥们很好。我觉得他看问题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的角度。其实类似这种事儿,我经历的特别多,他们就启发我的想法,我觉得特别好。

  首先,它是一个让大家展示自己作品的一个平台。我在全世界参加过几十次各种类型的电影节,我明显地感觉到,电影节对整个行业起到的这种作用是巨大的,它让大家在此展示、交流、会聚,所以在电影节获奖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。

  作为一个电影节,它要有好片子来。一个电影节它能够吸引到好的片子,就得到了成功的第一条标准。如果这个电影节放的全是烂片,那么它“命数已尽”。

  第二,它要吸引到尽可能好的、优秀的导演参加。在电影节上,这些优秀的导演们、电影制作者扎堆,一起交流,碰撞想法,产生火花。

  现在咱们干啥事,都经常网上,在线上,好像听起来时尚,其实我觉得它违背了人的天性,网上只能进行比较简单的信息交流,人都在手机里,ipad里,那是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因此这种“扎堆”非常非常重要,尤其是志同道合的人“扎堆”。一个电影节能够吸引大量的优秀电影制作者“扎堆”,我觉得这是衡量它的一个标准。

  第三个标准,就是对观众的影响。这个对观众影响就不仅仅是本城市的,应该是很多城市周边地区的观众都能够来搀和进来,这样的影响会更大。

  我在国外参加那么多次电影节,观众都是买票进来看的,在电影院坐得满满的。像欧洲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——阿姆斯丹电影节,每年就是开个电影节,十几个放映厅,分好多个场所同时放,从这个电影院赶到那个电影院还得使劲赶车,大量的观众乌泱乌泱地来,真的来的人特别多。观众认可、喜欢,这是很关键的事情。

  最后,我觉得电影节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点。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有的电影节其实是“什么都没有”。要么它有自己的文化特点,要么有影像的特点,或者是有学术观点、学术流派的特点,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节了。

  纪录单元:同意您的观点,您刚刚提到这个普通观众,我问一下,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,或者对这个电影和纪录片感兴趣的爱好者,参加电影节的时候应该怎么去,或者我平时应该怎么挑选这个纪录片呢?

  梁碧波:观众选片子看的话,主要还是看推荐,从推荐里面去看。但是,中国的观众跟欧洲西部的观众在看电影上,有一个不一样的习惯:中国观众电影看到职员表那个地方,就开始走了,能听见电影院椅子背翻得梆梆响;欧洲西部的观众看完电影以后,要把职员表看完,还要站起来鼓个掌。

 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,他们确实做的更好。我曾经就听见一个电影制作者,就是中国的导演跟我说,他说:“我第一次在巴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,我当时热泪盈眶。我觉得观众这么喜欢我的东西,这么尊重我的这个片子,那么我这一辈子我就愿意为他们付出。”

  也许他们是在电影节期间会如此,因为放映结束后,导演和主创要到银幕前回答问题,与观众进行约20分钟的交流。这是观众与电影制作者之间会心的交流,能极大地鼓励电影制作者们。

  现在很多国内电影节也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了,我觉得特别好,包括导演与观众在现场的一问一答,也是很珍贵的互动,比线上任何的交流都有意义。

  纪录单元:很多人认为纪录片的门槛很低,拍摄难度也要比剧情片低很多,请问您是如何看待的?您觉得纪录片“难”在哪里?您有过哪些经历?

  梁碧波: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区别?我想旗帜鲜明地把这句话说出来,纪录片是所有影像叙事的原点,包括所有的电影、电视节目以及新媒体节目,都起源于1895年的第一部电影《工厂的大门》。

  对于纪录片目前社会上还是有好些认识不清的误解,比如说好些人就说,跟在别人后面拍,这才叫纪录片,还有好些人说拍纪录片很穷,全靠情怀,好像拍纪录片养活不了自己一样。

  我想就这两个问题澄清一下。第一个,“跟着别人后面拍”,只是纪录片的手法之一,纪录片有很多种学术流派,“跟着拍”的这种叫作直接电影。就像剧情片有很多种类型比如公路片、悬疑片、青春片等等一样,纪录片的类型比剧情片要丰富得多,所以不要认为纪录片的类型是单调的、千篇一律的。

  第二个,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说法,诸如拍纪录片要受穷,没钱,挣不到钱,养不活自己,全靠情怀拍纪录片等等。实际上这种说法我觉得不准确,影像大体上分两类,一类是虚构,另一类是非虚构。那么我就想问,究竟是虚构养活的人多,还是非虚构养活的人多?事实上在非虚构这个领域里,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影像从业者。

  由此就引出对纪录片的理解:狭义的理解,纪录片好像就仅仅是我们常见的那类,比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等;广义的理解,纪录片就是非虚构影像节目,英文表达是“nonfiction”。

  在国外参加电影节通常就是三类,就是“fiction”虚构电影、“nonfiction”非虚构电影,以及“animation”动画片。一个综合性的电影节就这三大类。

  而非虚构电影大类让很多人“有饭吃,吃得好”,电视台做的各种各样的节目,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非虚构电影的众多技法,它们在电视上进行了演变和应用。现在新媒体做的各种各样的节目,包括抖音、快手等视频平台的部分内容,从学术渊源来看,它们就是非虚构电影的“直接电影”,Vlog这种形式仔细想想,在学术上也称得上“纪录片”的一类。

  所以,我觉得对纪录片的理解不能够过于狭窄,应该从更宽广的内涵上将它理解为“非虚构电影”,影视公司、电视台的非虚构影像,企业形象宣传片,政府工作汇报片,都涵盖其中,它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影视从业者,也是很多人的生计,我特别想强调这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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